统治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王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独尊儒术”“丝绸之路”“汉文化圈形成”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保密文化，在该时期也是内容丰富，值得关注。
较强的保密意识。各种典籍中记载的故事以及思想观念都体现出汉代对于保密的高度关注。军事方面，《三略》提出：“将谋密，则奸心闭”“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淮南子》提出“藏形”即情报保密的观念：“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 要求将帅做好保密工作，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西汉刀箭精良，而匈奴人兵器制作技术落后，汉军在战场上常能以一对三甚至以一对五，故有将军提出应谨慎保护“汉巧”（汉朝的兵器制作技术）。政治方面，《史记》和《汉书》中记载了不少关于保密的典型事例。比如，地方的诸侯王东平王刘宇来京师朝见时，请求皇帝赐予《太史公书》（即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和《战国策》等典籍，遭到拒绝，理由是《战国策》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太史公书》有“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故不可赐予诸侯。再如师丹泄密案，师丹时任大司空之职，学问渊博，一直深受皇帝信任和赏识。因年老健忘，有一次让书吏代为起草封事（密奏），书吏不慎将封事内容传播出去。朝臣们认为，“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臣不密则失身”，要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最后从轻发落，退休回家。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这些思想和故事无不体现出汉代对于保密的高度重视。
细密多样的保密措施。在强烈保密意识的指导下，汉代采取了复杂多样的保密措施，包括明确保密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严格防范规则、谨慎控制用人、泄密责任追究等。从事前防控到事后追责，颇有体系性。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关于泄密的责任追究落实较为到位，史料中关于泄密事件处理的记载很详实。如汉武帝时，侍中严助与淮南王交私论议被弃市；汉宣帝时，太常苏昌“以秘书借霍山”被免官；汉元帝时，长安令杨兴“漏泄省中语”减死罪，髡钳为城旦舂（秦汉时期的一种刑罚，指剃光犯人的头发，颈上戴刑具，男犯筑城，女犯舂米）；汉成帝时，京兆尹齐宋登“漏泄省中语”后下狱自杀，等等。因泄露密事而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违反保密纪律的人无论是三公九卿、皇帝侍从还是地方守官以及各王侯，都要受到严厉惩处。而处置方式则根据实际情况复杂多样，包括弃市、免官、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罚，指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防敌寇）、鬼薪（秦汉时的一种徒刑，因最初为宗庙采薪而得名，指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它各种重体力劳动）等惩处。众多保密措施的实施为其保密工作的开展保驾护航。
此外，汉代的保密文化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保密制度是适应当时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需要而产生的，带有浓烈的专制色彩。从各种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保密制度的方方面面，基本都是围绕君主政治展开的，无一不是出于适应皇权专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保密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汉书》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汉代皇帝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案例，成功地将保密渲染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做人准则，所谓“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有善归主，有恶自与”，在这里融为一体。详言之，为什么要保密？根本上是维护君主权威的需要。大臣若泄露怎样为皇帝出谋划策，就有宣扬自己的功劳和智慧，甚至收买人心之嫌，不仅可能降低君主的威信，暴露君主的过错，还可能直接威胁君主统治。保密不仅是臣子的一项义务和责任，还是对皇帝忠诚的表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汉代作为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大一统王朝，承先启后，文化繁荣，与约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其保密制度和经验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现实建设来说都是丰富而珍贵的。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
